劉遠舉/文 發放消費券是當下的熱門話題,但就目前的發放來看,還存在一些問題,有待形成共識。


消費券與減稅


消費券的本質是減稅。即政府用自己的收入背書,向市民發放現金,只不過,為了保證這種現金不被存儲下來,而是用于消費,所以做出了一些限制。


消費券比減稅更好。


減免稅費是普遍性的,無論企業經營狀況,是否有市場競爭力,都會得到減免,這會降低市場效率。而消費券是有競爭的補貼,商家會競爭這個補貼,通過市場競爭,資金流向那些有更強競爭力的,更高效的經濟單元,可最大化提高資金的效率。所以,消費券比直接減免稅費,更具效率。


減稅、減免社保對一家餐館而言,或可使企業扭虧為盈,或增加老板利潤,保障了市場中企業的存續。但終究,企業是靠收入、靠現金流活著。在特殊時期,獲得現金流就成為是否活下去的關鍵。消費券能夠給企業帶來直接的現金流。這是因為很多行業的消費與供應,都是有彈性的。比如,餐館的中餐、晚餐的高峰,如果能各自前后延長半小時,一天就能多出兩個小時的實際營業時間。而對消費者來說,下館子,大家聚一聚,其彈性也非常的強。


而且,消費券不但增加了這家餐館的現金流,隨著客源增大,員工的獎金也會增加,餐館購買的食材、各種消耗品都會增加,消費券的引致效應就會向上游擴展。有專家估計,如果發放3600億元消費券計,會產生10-15倍的杠桿,增加3.6-5.4萬億消費,會對社零總額的同比增速產生抬升作用,有可能把全年社零總額名義同比增速從2.3%提升到8%以上。


消費券與電子支付


在電子支付時代,新技術為消費券提供了新可能,新邊際,新效率。


目前,南京、合肥、廣西等多地與支付寶合作發放消費券。借助電子平臺已有的龐大用戶,消費券的發放成本降低了,不僅能覆蓋最廣人群,還能實現精準發放,解決了傳統紙質票據可能產生的“被倒賣”問題。


首先,可以借助平臺豐富的線上線下消費生態,把消費刺激沿著產業鏈傳導出去——消費者在電子支付上消費,老板在電子支付進貨。


更重要的是,借助成熟的電子支付系統,可實名認證、風控等技術,消費券可實現“一城一策、按需定制”、“靈活可調整”、“公平可追溯”,從而極大化地避免消費券變為儲蓄,擴展其“乘數效應”。


電子消費券在使用過程可全程監控。可從流通次數、訂單數量、使用比例、納稅、進貨、地域、時間等方面,全面進行關聯、監測與限制;某一家企業收或使用消費券過多,出現異動,也能在大數據上反映出來。這就避免了消費券所存在的收購、轉為儲蓄、傳導鏈條過長等問題。


而且,在電子化的消費券的全程使用過程中,電子消費券在生態內循環,全程可監控,還能產生額外的財富——數據。這對于政府精準的收集特殊時期的經濟數據,相應精準施策,都是非常重要的。


回顧人類的經濟政策史,一直以來,經濟政策偏重于投資,這是因為政府在消費上缺乏政策手段,缺乏直接的政策工具,相比之下,減稅與政府開支,都更加容易實現。所以,我們看到的經濟政策大多都是偏重投資的。但電子支付這樣的技術條件,是經濟史上前所未有的,新技術帶來的新可能,甚至可能會顛覆之前的經濟政策手段。這是一次極好的實驗機會。


消費券與情緒


20世紀30年代,美國大蕭條時期,美國總統羅斯福的“爐邊談話”節目,通過收音機向全美廣播,鼓舞了美國人民,堅定了人民的信心,緩和了危機。現在,中國經濟本身沒有問題,不能與之比較,但從疫情中走出來的人民,需要一些刺激與激勵,消費券可以起到這個作用。


消費券,一定程度上,是通過滿足公眾心理,刺激情感,從而改變消費邊際系數,提升消費。


既然是刺激情緒,首先,就要考慮情緒所處的大環境。客觀地說,公眾對于疫情的反應,仍然是過度的。這種過度的反應,有利于控制疫情,但對恢復經濟卻是負面因素。發放消費券,公眾害怕疫情,情緒就跟不上,消費券難免就會事倍功半。所以,教育公眾客觀、理性、科學地面對疫情新聞,是最大的提振消費的辦法,也是消費券事半功倍的必要條件。現在一些地方的領導帶頭消費,就是起到這個安撫公眾情緒的作用。


形成群體情緒的另一個因素是規模與時間。大規模,同一時間,才能形成情緒上的共振。想象一下,全國在同一天發消費券,社交媒體上會是怎樣的場景。所以,消費券的頂層設計非常重要,只有頂層設計,才能以一定規模,協同全國各地,起到1+1大與2的作用,形成群體情緒,刺激消費。


這里值得一提的是,消費券,必須是具有高流動性的,能很大程度上替代現金的,以財政為背書的消費券,而不是各類企業的優惠券。商家配發的消費券,實質上是商家自己發的優惠券,意義不大。這種消費券,限制非常大,消費者的選擇很少。很大程度上,變為了一種價格游戲,先漲價,再給消費者發券。更糟糕的是,這種商家優惠券,消費者見得太多,沒有太大感覺,反而降低了消費券的刺激性,減低了消費券對情緒的刺激。


(作者系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)